一、强国御侮之道的失败，打破了中国人“以夷制夷”的迷梦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长达百余年的近代史，将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一步步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在此背景下探索救亡图存的真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成为一代代中国人奋斗的主旋律，并为这一理想前赴后继。

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先后产生了农民阶级的“天国梦”、地主阶级洋务派的“求强梦”、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立宪梦”、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共和梦”。中国的近代史既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史，更是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探索救亡图存真理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史。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仁人志士们均将追求梦想的希望投向了西方，开启了长达七十余年向西方学习、探索救亡图存真理的艰辛历程，但均以失败告终。

1915年陈独秀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说：“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变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毋庸讳言者也。”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仁人志士们将学习的目光转向新兴的苏维埃共和国，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在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屡屡碰壁、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纷纷破产的情况下，探索中国出路不得不另辟新途径。

二、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提供了思想准备

周敦颐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化的本质就在于载道，在于化人，这也是文化的使命和自觉。经过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蔡元培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国民脑中缺乏民主共和意识，要再造民主和共和政体必须从文化思想上冲击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识，消灭吃人的礼教，进而普及共和思想。这也就是陈独秀所指出的“欲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他们将这种思想文化领域的运动称为“改造国民性”，其实质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

这场思想和文化解放运动始肇于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经过对辛亥革命的反思，率先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开端。此后，陈独秀受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邀请赴北大任教，《青年》杂志编辑部也迁到了北京，并于1917年更名为《新青年》，自此北京大学不但发展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更成为同封建主义思想斗争的主阵地之一。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其中“民主”和“科学”不但是运动的旗帜和内容，更是突破封建主义思想禁锢的两把利刃。新文化运动不仅使中国知识分子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更培养了一大批追求科学、民主、自由的青年知识分子，也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反封建的思想解放潮流，启发了民众的民主主义觉悟。

三、十月革命胜利，例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可行性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传入中国、并为中国所选择，就在于十月革命胜利的启发性和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进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首次成功尝试。它的成功让正处于彷徨迷惘之中的中华民族和苦苦寻求救国救民革命理论的先进分子看到了希望。李大钊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曾写道：“由今而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 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 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出现了！”这也代表了当时大多数先进分子的心声。新生的苏维埃政府在对华宣言中表示，愿意将沙皇政府从中国掠夺的一切不平等权利交还中国，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自此“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革命道路”成为时代强音，研究和揭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为一股潮流，并于1919年产生了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马克思主义不但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更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这个论断不但明确了其革命的彻底性，更表明了其群众性。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索是1919年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这场爱国运动以6月5日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运动的中心在北京，学生是运动的主力，但遭到北洋政府的不断镇压，没能达到运动的目的。6月5日，上海纺织行业2万多工人宣布罢工，标志着工人阶级正式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运动的主力。此后上海各界联合会建立，并宣布罢课、罢工、罢市，上海的斗争扩展至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最终使北洋政府接受了释放被捕学生、拒绝在巴黎合约上签字、惩治卖国贼的要求。这场革命运动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关键在于突破了知识分子的范畴，成为了由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当然，五四运动的胜利也与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指导密不可分。1942年毛泽东在《如何学习中共党史》讲话中指出：“在五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报告中再次指出：“但是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这表明五四运动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第一次中国政治运动，运动的胜利既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又检验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普遍性，昭示着要实现革命胜利必须让科学的理论与工人群众相结合，自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中国向西方学习屡受挫折，促使先进分子不得不在探索救亡图存的真理上另辟新途径；正是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作用，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奠定了思想基础；正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启示了中国人民必须选择马克思主义；正是五四运动的伟大胜利，催发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使之在中华大地得以广泛传播。因此我们说，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和中华民族的主客观需要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魅力所在。